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阶段和发展动力基础上提炼出的重大标志性概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的应时而生，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探索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新思路。与此同时，浙江“农业科技创新高地”、江苏“数农融合、机械强农”、山东“农业科技‘展翅’”、河南“中原农谷”等行动并联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广受瞩目。因此，如何深刻理解与高质量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成为亟待破解的学术命题。

农业新质生产力广受社会关注，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表征为中国式生产力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农业新质生产力代表农业革新方向，是一种将农业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作为主线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其内涵拓展指向明确，更为重视科创内核。第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顺应亿万农民美好生活需要。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帮助农民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由维持生存转为享受发展，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第三，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推农业产业链升级。农业新质生产力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紧密联系农业全产业链各环节，促进农业全过程整合，同时以关键农业前沿技术进步为抓手，加快布局新兴与未来产业，促推农业产业链优化与升级。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经由理论创新、矛盾解决、产业优化不断凝聚时代价值，促使相关研究“热潮”涌现，并赋予不同主体多元化的语言表达与关注视角。为廓清与并归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理路，本文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方面进行论述，从现有学术观点中归纳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体类型与研究脉络，全面系统理清农业新质生产力谁在谈、谈什么，从而为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及高质量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和学理支撑。

主流政策派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组成，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的先行者，他们从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阐述入手，针对其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和发展的重点内容、基本思路及规避误区进行系统探赜，关注如何保障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轫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具有科技独立自强、人口变化适应和农业强国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一是科技独立自强论。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特征，通过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促进农业与高新技术深度融合，加速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从而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

二是人口变化适应论。随着城乡间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农村青年劳动力将持续减少，这将会使传统农业产业向着资本丰富密集、科技水平较高、要素配置合理等方向发展，尤其是在高层次科技装备使用上凸显农业劳动者素质技能提升的需要，成为应对我国乡村人口结构变革的必然需要。

三是农业强国实现论。中国始终关注农业科技发展，力求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但目前仍有不足。因此，这就要求农业强国须以科技进步与组合式创新为基础，在部分农业领域争取实现前沿技术“弯道超车”，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农业强国建设。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必要性体现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推论、粮食安全保障论和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支持论三个层面。

一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推论。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实现旧有农村产业类型与质量的优化提升、未来乡村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发展，还需要注重农村产业新业态的内生性激发与长效机制建设。农业新质生产力借助资源整合优化来拓展农业多重功能，发展绿色农业、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推动农村六次产业发展。

二是粮食安全保障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保障，其关注于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通过优化配置和提质升级生产要素，强化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质效，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

三是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支持论。农业新质生产力重视经济、社会与生态三重维度的有机统一，能够有效解决生态污染严重、农业资源紧缺等发展困境，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数字、生态、循环农业等先进绿色农业技术应用，积极开拓林下经济、碳汇农业等新领域，积极壮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绿色高效产业集群，促推农业绿色、高效和优质化发展。

基于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综合农业发展领域政策文件、讲演论断，从三个方面对农业新质生产力重点内容作出具体阐释，归纳如下：

一是颠覆性农业科技创新说。未来农业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通过颠覆式技术创新来弥合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农业新质生产力应重点发展如下技术。首先是旨在突破种质国际封锁、保障种业安全为目标的生物良种培育技术；其次是以研发生态友好、绿色低碳肥料与药物为意旨的环保肥料与农用生物制药技术；再次是以开发生物质能源和燃料、促推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为目的的农业生物质利用技术；引入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为靶标的智能农业生产技术。

二是创新性农业要素配置说。生产力诸多要素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创新性配置。首先是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即通过开展农村知识讲座、技能培训、创业就业培训等手段，提升人力资本；其次是更新升级劳动资料，即通过引入机器人装备、物联网监测、自动化设施等先进科技，助推智慧机械设施升级；再次是开发拓展劳动对象，即通过打破农业生产与功能边界，将劳动对象从土地向草原、沙漠、盐碱地、滩涂和水域等更广阔国土空间延伸，微观领域实现向细胞、基因与酶工程的进一步扩展；又次是高效保障要素配置流通，即积极健全土地流转和托管政策，促推农地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经营，提倡规模化、智能化与绿色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最后是管理要素优化，即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完善相关规则和政策以调整生产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说。新质生产力能够为农业引入更多前沿技术，加快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建成战略性新兴与未来产业，提升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发展重点涉及如下方面。首先是比较优势论。地域性是农业生产重要特征，这就要求充分考虑所在地域实际情况，借助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优势产业，因地制宜规划和发展相关产业。其次是品牌价值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应依据当地历史文化并融合乡土特色，推动县镇村域农业特色品牌建立，提升优质农产品价值。再次是新兴产业发展论。农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完整产业链条形成，促推生物育种、基因工程、农机创制等高科技产业发展壮大，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是促推三产融合论。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完善农产品加工、保鲜仓储、销售运输等技术，将农产品全环节全过程贯通起来，实现三产协同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系统性战略，其思路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党的领导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键。农业新质生产力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进而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探赜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二是共同富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人的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我国将推进城乡共同富裕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指引，使之真正成为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方向。

三是要素优配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抓手。要注重制度建设，积极营造优化配置各种要素的制度环境，促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持续增强其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能。

四是创新驱动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创新驱动来增强农业发展和乡村改革的效用与能力，以此来破除困境，弥补不足。

五是高质量发展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核心。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兼容领域融合发展特点，契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是促推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六是农业强国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质上体现出国家从粮食安全转向食物安全的战略延伸与概念扩展，充分发掘农产品之中的地域文化、历史传承、人文风情与生活观念，推动食物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功能多样性拓展的实现，早日达成农业强国目标。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规避十大误区。

一是指导思想须规避思维僵化误区，用“大农业观”思维来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的产业业态的跨领域交融；

二是行动观念须规避片面简化误区，不能单纯将新质生产力与现有生产力提升等同，不能随便将所有新技术进展都加上“新质生产力”名称，也不宜将所有科技进步都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

三是行动实践须规避盲目跟风误区，防止“一哄而上”和“邯郸学步”的简单模仿，须立足自身实际资源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建立具有韧性与适应性的推动机制；

四是行动主体须规避无动于衷误区，避免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简单局限在科技创新领域，只和狭义的科研机构、涉农技术部门相关联，在工作中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

五是行动模式须规避先破后立误区，即盲目“破釜沉舟”，追求“先破后立”或“快破慢立”，造成不必要风险与损失，把握好“立”与“破”正确次序，先立后破，才能稳中求进；

六是行动方向须规避零敲碎打误区，需系统规划并经过详细讨论分析作出科学判断和前瞻布局，明确发展重点与难点，多元主体密切合作，循序渐进切实发展；

七是行动手段须规避单手忙活误区，需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自主社会协同发力，不能仅依靠单方面主体，其中政府是新质生产力引导者，通过整体谋划、政策出台、服务供给等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企业担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角色，社会是新质生产力的最终服务者和重要参与者，需发挥社会支持功能；

八是行动重点须规避唯技术论误区，不仅重视科技创新，更要充分认识经济、科技、人才机制改革功能，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组合式创新；

九是行动要求须规避闭门造车误区，既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与全球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共鸣，也始终坚持发展的独立自主；

十是行动过程须规避短期热度误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持久战，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计，其发展既要保持敏锐、起而行之，又需风物长宜放眼量。

综上所述，主流政策派主要关注农业新质生产力顶层设计的探索与保障，以此为基础解读政策文本、梳理发展思路。然而，受概念提出时间较短、专业知识拘囿、机构职能偏差等原因影响，该流派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仍处于分散探索阶段，尚未完善相关制度体系设计，并且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总结、理论逻辑梳理、发展模式构建、重要关系归纳等方面关注不足，但其明晰的研究重点、引领学术思潮的重要作用无可非议。

学术理论派由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构成，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对其内涵意蕴、历史定位、立论基础和重要关系展开系统论述和理论探赜。

当前研究已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意蕴的多维视角解读。

一是“二维说”。农业新质生产力既包含在涉农领域通过先进技术形成新生产过程、新要素投入这一创新性重构维度，也包括与之适应的新乡村社会关系，从而其被新物质生成方式嵌入，在农村和涉农部门产出更大新增价值的维度。

二是“二新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新”和“质”，其中，“新”是指新技术应用、新产业业态、新发展模式和新价值创造，“质”则是生产力新质态和新质效。

三是“三为说”。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体系为依托，以建设农业强国、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导向，以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化及其互动为发展表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四是“三要素说”。农业新质生产力须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大要素为出发点，其中，新质劳动者是先决条件，新质劳动对象是根本所在，新质劳动资料是核心要素。

五是“五为说”。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突破性创新为前提，以重大新技术应用为依托，以现代先进要素为引领，以改善要素投入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为标志，以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实现转型为主要表征的新型农业生产能力。

六是“全要素生产率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提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综上所述，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发挥核心作用，以农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内涵，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为标志，以高科技、优质量和强效能为特点，是与新发展理念相匹配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定位是纵向演进脉络及横向战略联结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是农业传统生产力演进至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转译和现代表达，也是促推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一是历史逻辑之维表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承继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经历长期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体现出“工业先行，以农补工”的阶段性特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指导下，农业被简单视作工业产业链中的资金与资源供应部门，采取榨取农业价值剩余来支撑国家工业化发展，造成城乡间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体现出“认识深化、次要从属”的阶段特征，以现代农业养护、育种、化肥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手段成为重要支撑，同时这一时期国家实现了由单一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深化，但农业农村仍处于从属地位，农村人口流失、银发村庄涌现、农业价值轻视等现象日渐明显。新时代则体现出“理论创新、适时发展”的阶段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体现出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也凸显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突出作用。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带动下，通过科技创新与传统农业的深入结合，其在智慧农业、生态农业、生物工程等领域展现出强大资源整合潜能，进而培育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和未来产业，促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实现。

二是现实逻辑之维体现为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横向助推效能。第一，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源泉。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转变传统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还通过新兴战略性和未来产业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动能与活力。第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良种培育、基因工程等高新技术投入，提高作物抗逆性，促推粮食安全治理效能提升；此外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模式，夯实农业强国建设支撑。第三，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如生物育种、智能监测、农用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引进与应用，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升级，此外助推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提升及人口结构升级优化，促使传统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第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对涉农领域关键性或颠覆性技术突破，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多样化发展，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立论基础可归纳为中国式现代化论、生产理论承继论、外部风险应对论和人民中心选择论。

1.中国式现代化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即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其五大特征密切关联。首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于大国小农国情，满足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借助先进科技帮助农业提质增效，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再次，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等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同时它还给传统农耕文化注入新的表现方式，推动了对农耕文化的保护复兴与产业化发展，助推物质与精神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又次，农业新质生产力关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利用技术引进与产业转型助力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最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紧紧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激发内生发展动能，不断自我内卷、攻坚克难，实现农业领域关键技术突破，是一种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2.生产力理论承继论。在漫长理论演进过程中生产力理论表现出鲜明的阶段特征。一是萌芽初始阶段表征为生产要素配置与结构性增长的特点。经济学者从土地、劳动力、资本、制度等维度讨论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该时期传统生产力理论提倡借助灵活市场机制对各种生产要素比例进行调节，使其达到最优分配目的，提高要素供给效率。二是成长发展阶段表现出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和引入新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特点。经济学家分别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因素出发，论述它们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强调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引进先进生产要素实现农业经济的内生性增长。三是反思转型阶段则表现出农业领域基础性变革与融合性增长的特点。以张培刚等为代表的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工农生产函数间的关联性，提出工农协同发展的包容性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生产力及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农业发展也发生着阶段性飞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同时也是与中国社会实际特点结合形成的创新性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互动联结，农业新质生产力强调利用生产关系调整优化来适应生产力变革，不仅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扬。它的形成诠释了生产力理论演化过程中的动态适应性，是新时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3.多重风险应对论。当前我国对内面临着深化改革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压力，对外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障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当前新形势、开拓新局面的“定盘星”。一是粮食安全风险应对层面。我国粮食安全仍处于“紧平衡”时代，关键技术封锁、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优化配置、规模经营等手段来完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努力攻克农业领域“卡脖子”前沿技术，提高农产品自给程度，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二是社会安全风险应对层面。日渐普遍的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消减单位土地面积上能够容纳的就业人数。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排斥旧有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新质生产力发挥效能，积极引入前沿技术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为农民筑牢进可城市安居、退可回归乡野的双重生计保障模式。三是经济安全风险应对层面。经济迈入新常态，亟需构建双循环格局以应对外部贸易风险与挑战。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地区结构转型，不断发掘农村巨大的内需消费潜力，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结合的新发展格局。

4.人民中心选择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须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最终归宿。一是生活改善层面，伴随着广大农民生活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双重提高，人们对饮食结构的需求逐渐优质化和多元化，农业发展在强调传统单一生产功能基础上更加重视生活与生态效能发挥，其消费体验与文化传承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因此，必须依靠农业新质生产力来适应生活变化与社会发展。二是产业发展层面，乡村富民产业需要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加快农业领域先进技术投入，努力实现乡村富民产业的智能化、机械化、绿色化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不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拓宽改善民生的路径。三是主体动员层面，积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相关技术应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美化乡村环境，培育特色产业，加强乡村旅游与文化资源开发。一方面，使农民收获切实利益，激发其参与乡村发展与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良好农村环境对城市居民也更有吸引力。

学界形成“新旧农业生产力关系论”“紧迫性长期性关系论”“政府市场关系论”“发展安全关系论”“特殊一般关系论”等五维关系论辩。

1.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论辩。农业新质生产力孕育于传统农业生产力。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对新产业、新业态的推广发展，也要重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吸收融合，进而推动农业传统生产力的优化改造及整体生产力体系的效能提升，从而促进农业新质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融合共生、互支互助。

2.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紧迫性与长期性的关系论辩。新质生产力发展往往是一个长期漫长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因此，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尊重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做好“持久战”战略准备，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从最基础的培育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开始，努力使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3.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论辩。政府与市场都是调节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需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多元市场主体的自主匹配选择原则，切勿超越市场参与主体而直接干预经营；同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规划与政策指导，完善相关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攻克及跨行业跨地区的交流合作，及时掌握并科学分析农村人口的流动变化，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平台，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攻克核心技术瓶颈。

4.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关系论辩。农业新质生产力要以高质量发展作为目标导向。当前世界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等过程中的不确定事件与未知因素日益增多，这使得颠覆性和突破性技术创新支持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巨大风险隐患。然而不能因为恐惧风险、担心失败就不去创新，而应该以更加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挑战，防范风险。

5.农业新质生产力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论辩。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尊重新质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还要充分考虑农业产业发展的特殊特点。家禽牲畜与农作物作为生命有机体，需充分尊重生物成长规律，树立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以应对多样化消费需求和城乡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立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需要，统筹推进农业机械化与智能化、农业产业化与产业融合化，并以产业链一体化、农文旅融合化和数字化转型为手段，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学术理论派聚焦于搭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围绕其内涵意蕴存续多维视角解读，在纵向演进脉络与横向战略联结关联中确证其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论、生产理论承继论、外部风险应对论与人民中心论构成其立论基础，进而开展五大关系论辩。总之，相关研究促推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但在关注基层实践主体方面还有所欠缺。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各主体的合作生产和协同治理，包括企业、金融机构、各级基层干部等重要主体，他们虽功效不同，属性各异，但各具特点，各自发挥在助推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效能与应有绩效。围绕这些主体各自定位，形成基层实践派的话语体系。

企业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担负起生力军的重要角色。企业应承担以下责任。一是布局未来科技。企业应承担起布局前瞻性未来科技的重任，大力发展智能农业、再生农业、生物农业、智能农机等前瞻农业科技，打造农业未来产业的标志性产品，抢占科技制高点。二是避免单打独斗。企业应强化与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充分调动产学研多方主体力量，探索科技小院、专家大院、院校共建等模式，打通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堵点，与其他主体形成优势互补，合作研发更多农科专利。三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企业应设立科技成果转化部门，建立需求发布平台，完善创新成果发掘机制；同时深入基层，与农户建立“技物结合”“技术托管”“土地托管”等利益联结机制。

金融机构既为科技企业提供资金，又分担企业研发风险，是促进农科进步的重要主体。金融机构应承担以下责任。一是增强金融支持力度，应创新农技创新贷、投资基金等定制化金融产品巩固提升对农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的投资和贷款支持，帮助企业开发新领域、探索新赛道，促推其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形成。二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扩大农业科技企业的抵押担保品范围，构建适恰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提高企业获取信用贷款的能力。三是促进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鼓励农业科技企业通过新三板、科创板等资本市场渠道上市，获取直接融资支持。

县域是联接城市与乡村的中心，是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枢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须以县域为切入点。县级干部应承担以下责任。一是强化嵌入干预。以嵌入式干预市场，健全激励机制，激发资本活力，引导资本有序下乡，依托当地特色农产品打造县域品牌；以嵌入式干预社会，运用行政手段引导农民成立各类组织化载体，完善农民与市场对接机制，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二是依托人才驱动。一方面，加强乡村本土人才培养。对于中老年农民，充分运用其丰富农业生产经验，鼓励其进入现场进行生产指导。对于曾接受教育的农民，引导其自觉学习先进知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对于返乡青年和务工农民，利用他们的现代化意识优势，为其搭建专业培训平台，强化其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引导城市专业人才下乡支农。挑选、培育一批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城市人才进入乡村，指导农民运用先进农技从事生产。三要锚定内部支撑。充分调动农技多元主体力量，各主体根据农村生产所需研发相应科技，创新采取“问题导向-联合开发-定向转化-推广服务”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推进农技创新。

乡镇干部对乡镇事务具有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建议权。乡镇干部应承担以下责任。一是聚焦自身素质提升。一方面，乡镇干部要提升自身科技素养，深入学习农业科技创新最新成果，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引入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另一方面，要实现治理方式智能化、信息化，乡镇干部要运用现代化治理工具，全方位监测乡镇产业建设、农业生产、民生、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农机技术推广。一方面，要打造农机技术推广平台，加强农技站等机构建设，同时定期为科技工作者开展技能培训，避免因消息闭塞导致农业科技应用不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要鼓励农技工作者躬身田间，深入群众，引导农民将知识转化为技能。三是密切联系群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依靠农民，不能忽略农民主体地位，必须与农民通力协作，真正尊重、认同和贴近农民。

综上所述，基层实践派聚焦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探索，根据涉农企业、金融机构、县镇干部各自定位特点来确定发力点，在资金保障、人才支撑、科技创新、技术推广等多方面综合发力。但受限于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新生概念，相关实践均处于尝试阶段，如何规避误区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农业新质生产力现存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研究倾向。主流政策派着眼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围绕历史必然性、必要性、重点内容、基本思路及规避误区开展论辨。学术理论派致力于系统探赜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立论基础，围绕其内涵意蕴存续多维视角解读，在纵向演进脉络与横向战略关联中精准确证其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论、生产理论承继论、外部风险应对论与人民中心论构成其立论基础，并聚焦五大关系论辩，从而深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基层实践派聚焦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探索，根据涉农企业、金融机构、县镇干部各自定位特点来确认发力点。但是，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的农民却被排除在话语体系外，导致政策、理论和实践联结断裂。此种断裂与学科基础不够夯实、研究方法不够多元、对话格局不够开阔共同构成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亟待深化的重点领域。据此，未来农业新质生产力学术探讨应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

1.关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农民视角。结合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关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农民诉求，将其作为政策制定与理论模型构建的重要参照。未来研究应融入多元学术理论，创新理论研究视角：一是引入新内源发展理论，研究以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力及社会力量的要素扶持为表征的外源动力，与以承担村民诉求表达、决策参与功能的自治组织及承担资源分配、利益对话功能的集体组织为载体的内生动力的互构机理；二是遵循参与式发展理论，以“前提-主体-程序-结果”逻辑构建农民参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分析框架，探析认同意识作为前提保障，内生能力、外部扶持作为主体保障，参与渠道作为程序保障，成果共享作为结果保障的运作机理；三是借用层递式动员解释范式，健全干部动员激励机制，对标农民需求，推进农民高质量参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2.夯实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学科基础。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复杂系统工程，亟需超越碎片化学科研究路径，构建学术研究共同体。一是推进交叉性研究。可探究传播学和政治学交叉视角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乡村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及其话语传播研究，讨论管理学与经济学交叉视野下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效融入乡村治理与发展研究。二是加强融合性研究。应以解决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为导向，以讲述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故事为重点，以建构中国式农业生产力理论为目标，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融合贯通，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共同体。

3.延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方法。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在方法层面表现出“两多两少”(诠释多、实证少，定量多、定性少)特点。一是缺少个案研究，因此应加强对农业新质生产力成功典型个案的归纳与总结；二是缺少案例比较分析，应通过比较分析加强对影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因素的研究与讨论；三是相关定量研究缺乏深层解释，大多局限于相关关系解释层面，缺乏对因果关系等其他更复杂关系的揭示；四是缺乏前沿研究方法应用，现今研究大多采取传统方法，未来应加强机器学习、归因算法、计算扎根理论和过程追踪法等先进方法的选择与使用，进一步丰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研究方法。

4.开拓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对话格局。一方面，立足基本国情，借鉴“物联网技术推动智慧农业发展”的美国模式，剖析其农业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农业电子商务等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及其借鉴价值；对照“小农户式智慧农业发展”的日本模式，解构以明确功能定位、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深化人和地双维度的农业结构改革、夯实技术和人才基石为核心的顶层设计架构；参考“总体指导、内部分异”的欧盟模式，阐发精准锚定内部差异、重视欧盟农户差异、线下线上平台双开放、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策支持力度的规划框架及其经验启示。另一方面，彰显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国智慧，为后发型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国际农政研究存在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后现代主义、生计框架、性别主义和代际视角七大理论，可成为研究所援引的学术资源。因此，可从七大国际农政经典理论出发提炼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和对其他农政理论经典元素的运用，构建“一核多元”(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元素融构)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宏观指导，以实体主义为内涵规范，以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为内在动力，以后现代/后结构主义为反思视野，以生计框架为发展底线，以性别主义为发展关怀，以代际视角为动力源泉，通过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交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彰显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5.促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理论-政策”大循环。政策层面，聚焦政策进入基层的逻辑理路，构建“政策传达-本土转译-基层执行-农民反馈”的研究框架，从客观现实中探察障碍因素，从人民声音中了解其迫切需求，促推农业新质生产力宏观规划和微观实践深度嵌合。理论层面，应当强化实证取向，通过田野调查进入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境中，在其发展中增强经验质感，挖掘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增强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实践性，发挥研究引领政策、指导实践的积极效能。实践层面，应以“自下而上”逆向思维关注实践行动对政策方案的本土改造与适应性调整。同时坚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本位，保持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地方多元实践的包容心态，从浙江“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和河南“中原农谷”等差异较大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地方实践中进行经验提炼与理论提纯，形成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践、理论和政策的“大循环”。